本報特約評論員徐立凡
  透明的市場往往也是穩定的市場。樓市政策不透明,其演變也未必能遂地方政府的意。該不該把取消限購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?當然應該。地方做決定更有針對性。
 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日前在微博上稱,從中介內部獲取的消息,即日起,沈陽限購取消,本地人和外地人可購多套住宅。經媒體查證,這一消息被多個消息源確認,唯獨缺乏官方正式回應。
  缺乏官方證實無非兩種可能,一是消息屬實,二是消息不實。假如消息不實,從維護當地樓市的正常秩序出發,政府部門有必要出面闢謠。但假如消息是真的,當地部門的沉默,就太耐人尋味了。
  耐人尋味之處在於,它凸現了地方政府部門的某種尷尬。從政策面看,儘管樓市調控從強調價格調控轉向強調長效調控,從一刀切式的調控轉向分類調控,但限購作為曾被反覆強調的剛性措施在被廢止前就仍具有效力。因此,地方政府必須維持遵守相關規定的立場。但另一方面,隨著樓市轉淡,不少地方政府正受到空前的財政壓力。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下降4成,即是一例。在現有財政收入模式下,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回歸發展樓市以緩解財政壓力的老路。於是,悄悄放寬樓市調控的尺度,只做不說,就成為可理解的選擇。
  實際上,對於取消限購,無需刻意打造成“公開的秘密”。原因很簡單,一方面,政府部門任何政策的出台或變更,都應有一定的依據。即使現在是樓市調控調整的微妙時期,明著變更也比暗著改變有益得多。暗著改變政策,儘管可以避免與現行樓市調控政策明著掐架的風險,但可能得承擔市場陷入信息混亂和預期混亂的風險。透明的市場往往也是穩定的市場。樓市政策不透明,其演變也未必能遂地方政府的意。另一方面,面對利益構成複雜的樓市,不可能有萬能藥。限購本身也不是萬能藥,相反,因為行政干預過於強烈,倒可能扭曲正常的市場供求關係。
  實際上,自無錫、南寧、天津等地打擦邊球以來,地方樓市調控政策出現分化就已幾乎不可避免。唯一的懸念就是誰直接取消限購。總會有樓房高庫存且財政壓力大的城市,率先吃螃蟹。即使不是沈陽,也會有其他城市涌出來。
  取不取消限購,都與道德無關,而與現實的財政賬有關。因此,對錯不宜輕下結論。真正值得考量的是,該不該把取消限購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?當然應該。地區不同決定了樓市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地方政府對樓市訴求的差異。地方做決定更有針對性。中央層面,把好貨幣這個總閘門就行。貨幣不泛濫,調控再放鬆也效果有限。與此同時,還應該列出一個名單來,明確重點城市中哪些暫不宜放開,以符合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要求。
  當地方得到更多樓市調控權力時,責任也相應增加了。關鍵在於,如何讓地方政府的責任兌現與賣地收入的兌現一樣明確。顯然,只能依靠財稅制度改革做到這一點。現在,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即將出台。地方打破限購的衝動,提醒著財稅改革不要落後。如此,取消限購的衝擊才可能降到最小。
  相關報道見A17版  (原標題:取消限購無需成公開的秘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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