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,在南京舉行的中國當代建築設計發展戰略高層論壇上,程泰寧、崔愷等多位院士痛批建築界求快、求洋、求怪亂象。
  求快:一周出三四個方案,抄襲嚴重符號化泛濫
  號稱全球第一高度的長沙“天空之城”建設者曾放出豪言:4個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層838米的建設。
  建設尚且如此求快,留給規劃設計的周期更短。“一個星期出三、四個大型公建方案,八天出一個二、三十萬平方米小區住宅的施工圖,八個月設計並建成一個兩三萬平方米的展覽館……這已是建築界的慣例,這難道正常嗎?”程泰寧院士痛陳,許多項目都是一邊選址、一邊準備基礎資料、一邊邀請規劃設計單位進行投標、一邊進行項目報批。
  過分追求建設速度,往往與急功近利的政績觀脫不了干係。據瞭解,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,一些建築師疲於應付設計任務,導致建築設計理念缺失,出現了一些基於形式和風格拷貝的“快餐式”建築。
 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孫一民說:“不誇張地講,現在很多建築師就是畫圖機器,甚至很多大的設計院自己對專業的設計度、完成度都不掌控,追求速度。”
  一位建築師告訴記者,在歐洲,一個建築有很充裕的設計周期,可能是兩三年甚至是四年。但在我國,建築的設計周期、建設周期都非常短,往往設計周期也就半年到一年,因此建築師的設計壓力非常大。往往是找幾個明星建築師撐撐門面,其餘的大小設計院都在趕進度出活賺錢。
  如此快速的方案出爐有何貓膩?靠抄。何鏡堂院士指出,“一是抄襲嚴重。看到國外哪個建築作品好看或者有特色,就抄襲人家。二是符號化。現在要求建築有民族特色,就生搬硬套傳統文化中的符號。”
  越來越多的“方盒子”“平頂”高層建築在“求快”的指揮棒下誕生。瑞士著名建築師馬裡奧博塔說,應當反思,建設速度越快、遺忘速度越快,中國的建築界如果想要抵禦全球化,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,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,而不是任由建築加快了我們記憶的消失。
  求洋:連縣城都舉辦“國際招標”招攬國外建築師
  曆數中國二十年來所有的地標建築,會發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設計的。
  2013年,東南大學等機構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,對北、上、廣的城市核心區約一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圖片搜索發現,上海區域內的26幢建築,除3幢為香港建築師設計外,其他均西方建築師設計;廣州區域內12幢建築中的3幢為國內設計,其他也均由西方建築師設計;北京區域內的8幢建築則全部由西方建築師設計。
  記者瞭解到,由西方建築師主導的設計之風,由大城市蔓延開來,就連縣城都舉辦“國際招標”招攬國外建築師。隨著大批國外建築師的引入,西方建築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也滲入各個角落。
  程泰寧院士說,2002年,他曾經受委托擔任一項超高層建築的設計師,開發商明確要求必須跟外國建築師合作,現場方案介紹必須交給外國人來說。如今這種現象更為嚴重,請一個外國建築師來站台,這種盲目崇洋的現象十分突出。
  中國建築學會理事長、前建設部副部長宋春華說,每個城市都能找到若干“白宮”、“凱旋門”、“羅馬柱廊”和“意大利花園”,這是一個不可理解的荒謬景緻。
  求怪:7個方案里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
  “手機樓”“河豚塔”“銅錢樓”,各地陸續出現的一些異形建築引發了公眾集體“吐槽”,不少普通民眾疑惑,異形建築為何異軍突起?
  “要麼最高,要麼最怪。”宋春華說,“當前一些城市對於地標的崇拜已經異化,公眾建築失去了中國氣質,極盡張揚,演建築雜技、跳建築街舞。前一段流行拉斯維加斯賭城風、迪斯尼卡通風,現在盛行迪拜高層風,扎哈非線性風。一個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變形非線性的建築,整個地塊亂作一團。”
  不做超高層,城市就矮人一頭,沒有非線性,城市就沒有個性。記者調查瞭解到,這種風氣目前在許多城市盛行。一位設計專家舉例說,不久前在珠海的一個美術館評標會上,7個方案里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。某些東部城市放言要做“東方迪拜”。
  “公眾當然要質疑,一城九鎮、山寨建築、方圓大廈以及那些貪大、求洋、超高標準的建築怎麼會出爐?但這些全記在建築師賬上肯定是不公平的。”程泰寧院士說,所有這些的最初“創意”和最後的決策往往都出自各級領導。多數建築師為了做成項目,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,看領導的臉色做設計,因為最後是領導說了算。
  崔愷院士認為,當前的中國城市建築必須反思,回歸建築的基點,以人為本地解決人居環境的現實問題。“必須加快後評估機制的建設,這能對行業非理性風氣有所制約,否則錯誤就會不斷重覆。” (記者蔣芳)  (原標題:多位院士批建築求洋求怪:縣城也招標國外建築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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